近日，偶然間從《紐約時報中文網》上閱讀了紐約江北寧先生的《漢字阻礙創造力發展嗎？》一文，他的文章同樣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」，「但是我必須指出，他的理論是錯誤的」。
江先生文中在關於討論「漢語的缺點」時表示：「漢語和英語最大的差距是漢語的詞彙量遠遠少於英語」。其實英語的詞彙量極其龐大有其歷史因素，而並非漢語之短板。英國早期遭到日耳曼民族的入侵，這些日耳曼方言的交融演化出了基本的英文詞彙和文法。1066年，法國諾曼底的威廉公爵率軍侵入英國，因此之後數百年間英國的統治階級都使用諾曼法語，其最後與英語相融合，導致英文詞彙量大大增加。如今，幾乎所有東西都有兩個以上的詞彙，英文的詞彙量要比法文、德文多出數倍。事實上，如此龐大的詞彙量也造成了學習困難的缺點，以至於查爾斯·凱·奧格登（Charles Kay Ogden）於1930年創造了一種人工語言，名為「基本英語（Basic English）」。（部分內容參考自：《極簡歐洲史（The 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）》 約翰．赫斯特（John Hirst）著）
此外，江先生說：「漢字是單音節word，中文沒有多音節word」，然而事實上，中文也有「多音節word」，稱為「合文」，如：「廿」音讀：「二十」、「圕」音讀：「圖書館」等。接著，江先生還說：「由於漢字的數量是固定的，所以中文長期沒有新word」，我不得不說您又錯了。事實是，漢字是一個開放的集合，並沒有確切的數量。江先生又說：「字或者word是思維的工具，從根本上影響我們的思維。例如：中文有『婚』和『嫁』兩個字，英文只有一個『marry』，所以老外沒有『女婿是外人，媳婦是家人』的想法」，其實，中國人有「女婿是外人，媳婦是家人」的想法是由於傳統文化中兒子的重要性高於女兒所致。古代西方的騎士文化是保護弱者，特別是女士，後來演變為「紳士風度」，即敬重婦女。所以在同一時期，雖然都是男權社會，但西方女性在社會中所佔有的地位卻遠比東方女性高。由此可見，語言是歷史文化的產物，江先生的錯誤是顛倒了這個順序。
「不能造新字和新word的漢語，嚴重限制了我們的思維。」其實漢字的創造在歷史上一直在進行，直到近代，為了適應社會的變化，仍不斷有新的漢字被創造出來。到了現代，由於現有的漢字已經基本滿足了表達需求，「造字」也逐步轉變為「造詞」。
「中文詞彙大多數是日常生活用語，所以中國科學過去非常落後。」且不論文中「過去」二字到底是指什麼時期，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，受到教育、政治、經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，與語言沒有明顯的關聯。假使江先生是在說中文在過去沒有那些科學領域的專業術語的話，那麼江先生又犯了前後顛倒的錯誤，先有科學技術，才能產生專業術語，任何國家都是這樣。
至於江先生關於「多音節」與「單音節」、「字」與「詞」的糾結矛盾的論述，我認為這是完全忽略了漢語同英語這兩門語言之間的巨大差異所致。漢字是表意文字，即使在現代漢語中漢字的表意功能依然十分重要，一個簡短的字符包含著巨大的信息量，自然有其優越的一面。
關於「創造力」，且不論它難以衡量，我認為這更多地取決於教育體制及社會環境。而當今中國，這些關鍵因素都存在著嚴重的問題，比如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、學術自由都沒有保障，教育經費所佔GDP總額比例甚少，教育體制僵化，以及政府對於知識產權缺乏保護等等。拋開這些真正「阻礙創造力」的關鍵問題不談，反而拿出語言為其搪塞，令人深感遺憾。
關於翻譯方式，我想引用一段維基百科上的原文來回應：「隨著新的科學技術的爆炸性進步與發展，在一個語言正常發展的情況下，描繪新發現的情狀的詞彙也會不斷發展。比如英文，其詞彙數量即不斷地發展、增長，但英文詞彙也越來越多，很多詞彙也越來越難記，甚至某些詞彙已成為專業人士的專利，普通人難以觸及；而反觀中文，任何一個抽象的英文詞彙都可以藉助常用漢字輕鬆的轉換為中文詞，大部份民眾只要曉得常用漢字，基本可以閱讀科普書籍。由於漢字是表意文字，因此很多科學術語通過形象的漢字，可以讓外行人一眼就能看出其所表達的意思。」（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1%89%E5%AD%97#.E9.80.A0.E5.AD.97）
自從鴉片戰爭以來，隨著西方先進的科技與文化的傳入，中國人經歷了一場對於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深刻反思，這種反思是絕對必要的，但不幸的是它最後演變成了全面地自我否定，如果說共產黨修改文字是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，那麼知識分子中的這股自我否定的浪潮便是政策實行最好的助推劑。而到如今，「漢字拉丁化」已沒人再提，反而拿「創造力」做文章，在我看來，這不外乎是「自我否定」在作怪罷了。
李凱文於南韓首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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